由辉煌到颓废，由丰功伟绩到丧权辱国，毫无矫饰，这就是让我们梦萦魂牵的清朝。
带着正义，带着善良，带着民族大义，带着一切看似合理的情愫，凝视清朝，然而我们对于清朝本身的认识却渐渐扭曲。
一切合理的因素后面也许隐藏着一个更大的不合理，伴随着重新的理性价值启蒙，我们开始反思：我们需要怎样的一个清朝。
清朝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个落后的王朝使中华民族的辉煌史拐了一个弯儿，还是中华民族本身的颓废不可逆转。
避暑山庄和紫禁城，一个在关外，一个在关内，尽管两者存在一个长城在地理上进行阻隔，然而由于康熙多次亲自带着众多的人马木兰秋弥而格外亲密。
康熙选择了两种文化的共存共荣，互不排斥，由于文化上的两部并齐，就自然的形成了北京与承德两个政治中心。
康熙在做形式变更的同时，又在内容与实质上下了功夫。
一方面，康熙躬自亲行，自己就是一个汉文化并不差的大儒。而且，他还经常与一批学术水平很高的汉儒们进行论战，不仅如此，他还特别钟情于朱熹，亲自组织编撰了《朱子大全》、《性理精义》；他还修编了内容空前庞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编撰了至今对研究古文还有重大参考价值的《康熙字典》。
另一方面，康熙又承袭了满文化的血统，骑马射箭，无一不能。每一年，他都会带领大批的侍卫随从去承德，举行声势浩大的木兰秋弥，康熙的体建力行，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皇帝所少有的。正是因为康熙本人的精神矍铄，才使年近垂暮的封建王朝格外年青。
三
均衡是暂时的均衡，斗争是绝对的斗争。
满汉两种文化，在康熙这位历史巨人的手中暂时的撮合统一，而到了雍正，在这种统一的边缘又出现了斑斑裂痕。
这个裂痕的起点，自然地与雍正的继位联系起来了。
在中国知识分子眼中，雍正继位的十大罪状，完全是对正统汉文化的一种亵渎。
于是，在雍正皇帝继位不久，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曾静、张熙的大案。
案件的经过比较复杂，反正归于一点，就是汉族儒生利用正统文化对清朝的一种攻讦。共4页，当前第2页1234
雍正皇帝处理这件事倒也蹊跷，不但没有处罚曾静、张熙，反是亲自撰写了《大义觉迷录》，让曾静、张熙到全国去播讲。
在这件事上，汉族知识分子显得十分尴尬，当他们起事的时候，没有实力，他们左寻又觅，找到了陕西总兵岳钟琪，原因很简单，因为此人是岳飞之后。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岳钟琪居然告发了他们。
他们弄不明白：一面是满族的皇帝，显得十分大度；一面是汉族名臣之后，显得却十分吝啬。
雍正亲自澄清，不但没有反浊为清，反而使人们更加觉得此地无银三百两。
但是，曾静、张熙终究还是活了下去，雍正对于仕途以外的文人的牢骚，不屑一顾。
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雍正的儿子乾隆。
乾隆对于文化，格外苛责，不管是在仕途还是在山野，文化都必须依附于政治。
乾隆收回了《大义觉迷录》，把曾静、张熙杀了头。
文化的自由，自由的文化一齐随着文字狱的恐惧而渐渐潜隐。
乾隆皇帝，一面对自己的“十全武功”沾沾自喜，一面又对自己的“文采诗词”暗自高兴，康熙与乾隆，好似完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轮回，而轮回的终点，又自然的回到了满汉两种文化的均衡上。
嘉庆皇帝，虽然文采上还过得去，若论武功，比及康熙乾隆，又似乎显得十分尴尬。
在嘉庆身上，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汉族文化的血脉，满族文化就只是形式上的存在了。
马克思说的对：野蛮的征服者的文化总是被文明所征服。不仅如此，整个满洲文化在嘉庆手中来了一个整体上的蜕变。
缺少内容的充盈，承德比之于北京，显得就十分的虚弱。
终于，在嘉庆二十五年，嘉庆皇帝在承德不明不白的死去，山庄以后也很少被皇家人员所光顾，除了咸丰十二年的一次逃难，山庄在文化上的地位也就慢慢消融了。
四
正在处理满汉两种文化的同时，大洋彼岸的另一种文化又悄然而至。
比较起来，西洋文化的资格也许比满文化的资格更要老一些，只不过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它才偷偷的隐蔽了起来。
首先接受这种文化的清朝皇帝是康熙，康熙在闲暇的时候很注意西学的学习，比如他曾经学习了西方的数学，西方的天文学，他的身边，也有汤若望，南怀仁等一大批西方传教士。
西学与中学，毫不排斥，毫无间隙地在康熙身上统一起来了。
康熙接受西学，然而不是变革旧制的决策，而是体现的一种天朝上国的大度。
因此，西学与中学的争论，被紧紧的箍在了学术的范围之内。
不管怎样，康熙对于西学，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并不排斥的态度。
事情到了乾隆与嘉庆那里突然变了，中学对于西学，完全的采取了另一种态度。
乾隆五十八年，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带领大队人马，以祝寿为名，拜见了乾隆，然而无果而终。
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复派使臣阿美士德来北京进行在度的交涉，结果根本没有进行谈判。
为何会有这样一种结局，深层的原因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就是英使没有完成觐见天子的礼数。
没有了满族文化的放达，没有了满族文化的坦荡，汉族文化，用一种斤斤计较的方式拒绝了西学。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于清朝的认识至少有了一点校正，我们对汉族文化本身的弱点就有了重新审视的必要。
五
越是固守落后的文明，越是使文明落后，一百多年的天朝上国，于道光二十年从梦中惊醒。
道光崇尚节俭，文化上一味强调的是经世致用，不愿意浪费一丝的人力资源。
英国的船尖炮利，使道光不得不认识到，西学更能经世致用。
一时间，人们开始反思，反思的结果是“师夷长技”，反思的目的是“以夷制夷”。
把结果与目的一比较，自然使人困惑，一味的学习别人，怎么可能战胜别人，更何况，学习的方法仅仅是“中体西用”。
结果越是学习，就越是落后。越是落后，就越是拼命的学习。共4页，当前第3页1234
事情发展到同治元年突然在一个女人面前拐了一个弯儿，年方二十七岁的慈禧掌控了中国的政权，这一掌控就是整整五十余年。
二十七岁的她，一上台就觉得力不从心，特别是中西两种文化，此时迫切的需要一种更好的方式来解决。
从器物到政策，由政策到体制，西学的影响骤然扩充。
首先是办洋务，洋务办了三十年，怎么样，北洋海战证明了，中国败了，洋务梦彻底破灭。
接着是搞变法，从戊戌到新政，怎么样，中国政体依旧，中国又败了，败得极惨。
最后，年近垂暮的慈禧太后，别如它途的提出一个惊人的口号：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我知道，只要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嗤之以鼻，我也毫不例外。
但批评之余我们有不得不做深入的反思，几十年的保持气节，几十年的中体西用，国家怎么样，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传统文化衰颓的趋势不可遏止，还不如让他在西洋文明的吞噬下而自然灭寂。
当然，这种方式是偏激的，做法也是失当的，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拿我们的固有的爱国之心去过于苛责一个老妇，这样的做法实在是过于残忍。
六
清朝的最终结束，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封建王朝的最终结束，又自然的放在了一大批文化人的身上。
一个王朝的开始，往往以政治或军事作为前奏，而一个王朝的最终结束，则往往是几个槁瘦的文化人对这个朝代的文化所做的整体性反思。
把辛亥革命作为封建王朝的结束点，好像为时过早，毕竟它的后面还有一个袁世凯；而反之，把王国维的死作为封建王朝的结束点，也的确有点儿以偏概全。
思索的结果，我把封建王朝的结束点放在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大批新文化运动者的身上。
在这里，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孔孟思想被彻底打倒，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被响亮的提出。
新文化运动虽然有点偏激，但在当时，这种偏激是必要的。
对一个深植于国人心中的图腾进行解构，需要多么大的勇气，然而为了彻底的扼止文化的衰颓，来一次整体性的彻底文化蜕变又是多么的必要。
魂归清朝，我们明白了一个亘古不变的历史命题：
政治与文化的相互觊觎，总是以文化与政治的互相提携而开始，又是以文化本身的自我反思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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