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几年，每当我回到家乡，都会被家乡的变化而感动；但每当回到城里，我心里总有那么一种惆怅，那么一种遗憾，那么一种不甚满足；总觉得家乡缺了什么；在我心头和眼前挥之不去、抹之不掉的是柿子树，那家乡的柿子树，家乡那房前屋后、沟边塄畔、路旁地头数也数不完的柿子树。
说数不完，确实，当时谁也说不清我们村里有多少棵柿子树。那时，我们村二十多户人家，家家都有柿子树，每家至少有五六棵到七八棵，而最多的是我们家，到底有多少棵柿子树，就连栽了一辈子柿子树的我爷爷，也说不清。我只记得，我家柿子树主要分布在三个地方，一是土壕里的塄畔。一溜长行大大小小至少也有四五十棵；一是打麦场边的空地，共有十多棵；一是离村近的地头，这儿三棵，那儿五棵加起来也有四五十棵。所以，当时我们村确实是绿树环抱，绿荫掩映，白天看不见村庄，晚上看不见灯光，夏天绿荫掩映，秋天红色一片。柿子树成为我们村的主要特征。有生人若打问我们村，别人便不假思索地回答，柿子树多的那个庄子就是。每到秋天柿子成熟时节，邻村人就相约：“走，到佛堂寺吃柿子去。”
（二）
柿子树的劫难是1972年。
那时，“文化大革命”到了大批资本主义阶段。当时，除了家里吃饭用的锅碗飘盆和劳动用的铁锨镢头外，其余的都是资本主义，就连身上穿的衣服稍一花梢或新颖也会得到一顶资本主义的帽子来。因此，除了地里长的庄稼外，田间地头、空闲院落长的各种树木自然就成了资本主义的东西，因为当时有一句口号，叫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柿子树所结的柿子不仅能吃，还能卖钱，所以，这柿子树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苗，而且是资本主义的树，甚至是参天大树，不铲除，社会主义的苗就长不出来，社会主义制度就会被柿子树们所颠覆。于是，一场比“红卫兵”刚开始造反声势还要大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在我们村开始了。
其实，在当时，农村先后经历了土改、“四清”、“社教”、“人民公社化”等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农民个人私有的东西大概也只有身上的衣服、厨房里的灶具和简单的劳动工具外，其余的都早已是社会主义的了，房前屋后的树曾经全部收为社会主义所有，后来由于受“大家的东西大家拿”、“人民的东西人民用”等不知什么思想的影响，这社会主义的树尤其是社会主义树上结的柿子，没有等到由绿变青就被人民群众从花苞里就开始尝了鲜，待到秋后摘柿子时树上已没有几个柿子了，好多树也被砍下来为社会主义所用了。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生产队又把柿子树归集体所有，每年柿子下来后由生产队按人口和劳力像分配口粮一样分给各家各户。这样，柿子虽然没有早先那样多而大，但一年下来还能见几个柿子。到了“文化大革命”，革命造反派说这样做革命不彻底，给广大农民群众留了个资本主义尾巴，只有彻底割掉，才能让广大农民一心一意地种社会主义的草。于是就开展了这场在中国历史甚至在世界历史上也罕见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群众运动。共4页，当前第2页1234
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主要开形式是砍房前屋后的各种树，但这种砍法十分特别。
当时，村上成立了一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突击队。突击队主要有两个职能，一是每人持一把铁镰，在每棵树的半中腰用铁镰把树皮刮一个一尺多长的圈，我们当时把这叫给树戴“白袖章”。树一戴上这“白袖章”，表明这树已判了死刑，树的主人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把树砍伐掉，实际上树在刮掉那么多皮后想活下去也不容易了。二是监督树的主人自己砍伐自己树，稍有不满或懈怠，就立即给你戴个“资本主义分子”的帽子和写有“资本主义分子”的白袖箍，并立即组织批斗会，让你站在全村人面前，深揭猛批你的资本主义思想，若你“态度不好”，便会让你尝尝无产阶级专政拳头的厉害；若仍然“执迷不悟”，就会给你戴一个二三尺高的高帽子，敲打着锣鼓家伙带你到全大队九个生产队去游街示众。所以，尽管不少人为这些长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树命运暗暗流泪，但还是拿起锯和斧头，悄悄地把房前屋后的槐树、椿树、榆树以及祖坟里的柏树当然包括一个个柿子树全部砍伐掉。短短的三五天内，村子就像一个长了几十年长发的姑娘突然剃了个光头，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就这样，我们村被大队、公社评为割资本主义尾巴先进单位。
（三）
我爷可以说是我们村柿子树从生到死的见证人。
我家的柿子树大多是我爷和我大爷栽的。我爷说，柿子树耐旱，一栽就活，但长的慢，一棵柿子树长成结柿子要五六年，树长大要七八年，不容易。
因为柿子树耐旱，并且大都栽在沟边、塄边和房前屋后，所以也不需要浇水，管护主要是树在幼年时修枝扳杈，对于成年树的管护则主要是看柿子，就是柿子长大后防止小孩损坏。因为柿子树大多数长的弯弯曲曲，且主杆不高，所以其做不了木料。只是我们村东头的一棵双连连树，长得特别高大。两个树杆长在一个根上，分别有一搂多粗，而且长得很直，树冠像两把巨伞，支撑在半天空，成为我们村的标志和像征。我爷说这棵树不是他栽的，可能是我太爷栽的。由于这棵树大，树大招风，贼偷了几回，都没有偷去。后来，我爷在挨地的树根内钉了不少铧铁（犁地的铧打破后的铁片），贼在用锯和斧头偷树时就会碰到铧铁上，才一直长到现在。这棵大树也是村上人乘凉歇脚的好地方。夏天碾麦休息时，人们在树下喝水、谝闲、走方（一种在地上画一类似棋盘的方图，用树枝和草叶互相走动的游戏），这时，我爷从草帽壳篓里拿出不知啥时候捡的“老鸹蛋”，一边往人们手里塞，一边说：“老鸹蛋最甜，狗日的老鸹嘴谗，那个柿子甜它先谴那个。”这时，我爷的高兴劲是无法形容的。
我爷护柿子主要是在柿子由青变黄这一段时间。
柿子在由青变黄后，就基本上能吃了，尤其是就有了“老鸹蛋”，于是，过路的人就会用石头撇着打，小孩子就会上到树上摘或抓住树枝摇。这时我爷就出现了，喊叫着把摘打柿子的人赶走。平时，只要我爷在柿子树周围转悠，摘打柿子的人就不敢糟蹋柿子。但是，由于柿子树多，分布也不在一块儿，我爷往往顾住了这头顾不了那头，所以只能靠喊叫上。
我爷护柿子主要是因为柿子还没有成熟，怕人糟蹋。在树下打柿子，往往会使许多柿子受伤；在树上摘或摇则怕弄坏树枝树杈，所以这一段我爷显得特别啬，一个柿子也不容损伤。但到了秋后摘收柿子时，我爷则十分大方，凡从树下路过的人，不论是本村还是外村，不论是认识还是不认识，我爷都十分热情地叫着：“来，拿几个柿子回去吃。”
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我家的柿子树全部收到生产队，归集体所有，我爷心疼了好多天，但几天后就想通了，对我的父辈们说：“收就收了，只要树在，谁摘柿子都一样。”但是，当看到公社化后柿子树没人管，柿子长大后没几天就被人乱打乱摘，尤其是树枝被人折断时，我爷心疼极了，又提着棍到树下叫喊，但遭到人们的嘲讽：“老汉，现在柿子树不是你的了，瞎操啥心哩，回去睡觉去。”我爷说：“不管是谁的，柿子还没有红，吃了就糟蹋了，再说你把树股（树枝）弄坏了明年还结不结柿子？”后来，生产队看这样实在不行，又把柿子树分包给一家一户看管，秋后收摘柿子时按照各户看管柿子树的多少，一棵树给每户一架子车柿子后，剩下的交生产队统一分配，这时，我爷又很高兴，不但看好我家分得的几棵树，还帮别人照看相邻的树。共4页，当前第3页1234
1972年是我家也是我村各种树特别是柿子树的一次空前的劫难，也是我爷的一次空前劫难。当时，我从水利上回到村里看到房前屋后的树都戴满了“白袖章”，回到家里时我爷在炕上睡着，母亲说你爷见要伐柿子树了，气倒了。当时的政治气候我知道，稍有不同意见就会作为资本主义拉去上批斗会，所以我父亲和我几个叔父都给我爷做思想工作，怕我爷想不开。后来，柿子树和所有的树被全部砍掉后，我爷就大病一场，在家里，谁要去他的房子里看望他，他第一句话就哭着说：“柿子树，柿子树没了。”从那以后，我爷的身体就一天天地垮下去，到1977年就带着心疼和遗憾离开了我们。
（四）
最近，我由于家里有事，我连续回了两次故乡，当同村上人闲谈时说到了柿子树。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叫有财的说：“你还记不记得你家的柿子树。”我说：“咋不记得？”他说：“小时候把你家的柿子偷扎咧。”我说：“人家说贼不打三年自招呢，你三十多年啦才招了？”大家一听都笑了。有财接着说：“你爷那阵子看柿子厉害的很。”我说：“不厉害叫你们把柿子都偷光了。”有财说：“其实你爷看柿子是干吆喝不打人，吓娃娃伙。一回我在偷你家柿子时，你爷撵来了，我由于跑的慢，叫你爷追上给抓住了，我想这回日倒了，挨打是肯定啦。可是你爷只是轻轻地拧了一下我的耳朵，在我的屁股上拍了一把，把我教训了一顿，意思是说柿子还绿着呢，现在摘了就糟蹋了，等红了时你来，爷捡最红最甜的柿子给你吃。”当时在旁边的三叔说：“那时你爷手里经常拄着一个木棍，娃娃伙糟蹋柿子时常用棍子吓唬，其实一次也没有打过人。”
说到柿子，我三叔说现在情况好了，什么都可以栽种了，村里好多家都栽上了柿子树。并且现在都栽的是优良品种，两年就结柿子，但要发展到你爷那时的气候，还得好好几年十几年。
吃过饭，我在村子周围转了一圈，村子的沟边塄边、房前屋后、渠边地头长满了桐树、刺槐、椿树等，也有不少的柿子树夹杂其中，并且都结满了指头蛋大的绿柿子。这时我想，也许要不了几年十几年，我们村的柿子树会恢复甚至超过我爷爷时期的规模和气候，但谁能保证不会再出现象割资本主义尾巴那样劫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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